一个老人

有这样一个老人，头发斑白，皱纹，是岁月留在她脸上抹不去的印记。身材有些臃肿，眼睛有些浑浊。桌子上有一张黑白照片，上面是她年轻时的样子。从那张相片中可以看出她曾经很漂亮，1.6米的身高说不上修长却很匀称。清亮的眸子像水晶一样。脸上挂着的笑容，告诉我们照相的时候她心情似乎很好。这个老人就是我的母亲，而我，是她最小的儿子。

她没有多少文化，在那个需要粮票、工分、生产队的年代里，下地干活是理所应当的工作。所以她变成了一个农村妇女，除了家庭以外，农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占据了她生活的全部。这个时间有多长呢，大概有40多年吧。在农村，在渤海湾这片盐碱地上，靠天吃饭，粮食产出不是很高，够吃，几乎没什么结余。土里刨食，粮食是用来果腹的，变不成钱，想要钱就要想别的办法。种黄豆，种高粱、种西瓜、种棉花，这些有的是可以自己吃的，比如黄豆和西瓜，一些是纯卖钱的比如棉花和高粱。种地是很辛苦的，起早贪黑，枯燥、烦闷、劳累、炎热。很难想象一个女人是怎么坚持下来的，当然不仅仅是我的母亲，她们那一代的农村人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。

说实话，我很讨厌种棉花，可是不种又不行，种棉花很麻烦，从出苗后，就要分苗、除草、整枝打杈、喷洒农药杀虫、最后是采摘。基本上从棉花一出苗到冬天棉花采摘结束，人是闲不下来的。它偏偏又是我们这经济价值最高的作物，曾经达到接近四块钱一斤。粮食价格当时是一块五左右，所以说这个价格很高，高到让每个土里抛食的庄稼人都不可能无视。就这样,一个农村妇女和五个孩子就在地里种棉花。给棉花整枝打杈很麻烦，要区分是不是果枝，留下果枝，将旁枝去掉。这个活要从出苗一直干到棉花采摘。因为整枝要弯腰，一干就是一天，我们还好些，就是放假的时候才干活，而母亲因为长时间弯腰,现在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。种棉花还有一个麻烦就是杀虫，基本上四天就要喷一次农药。肩背式的农药喷雾器密封不是很严，在我和哥哥两个人长大接手这个活以后，每次喷完农药，洒出来的农药总是把整个上半身弄湿。我们年轻没什么，母亲却是不行，常年喷农药并且和农药直接接触造成了她农药过敏，我们称之为“中药害”，一接触农药就会双手发痒。当然那个时候她也不再是那个年轻漂亮的女人，和很多农村妇女一样,身材臃肿、双手粗糙、皮肤黝黑。弓着个腰，腿总是疼。

我的高中在中捷高中读的，三个星期回一次家，每个周日的中午返回学校。一次在返校的路上，走到原来乡谣葡萄酒厂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妇人，手里拿着一把两米长的仐（音“散”）刀(一种形状和镰刀相仿的农具)在割草。这个东西我原来常用，用力挥下去一次能割倒一片草，体力消耗却也不小。当时天气很热，她一下一下的挥着，我很想跑过去帮她，让她停下来，可是我没有，我知道她不会听我的，而且在农村，这种活几乎天天有。在离家二十里的地方，我遇见了我的母亲，我看着她劳作，在夏天的午后，在田垄上。

她现在老了，腰背弯曲，从一个少女变成一个老人，一个平凡无奇的老人。她养育了五个孩子，她维系着一个家庭，她操劳了一生，为这个家付出了所有。就像这片盐碱地一样，虽然贫瘠，但给了她能给的一切。

（新启元  运行五部  李胜）